僚屬故舊訪談錄

〈李安妮女士訪問紀錄〉摘錄
1954 年我在臺北出生，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憲文大我四歲，姊姊安娜大我兩歲。姊姊出生幾個月後，爸爸就去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進修，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已經從愛荷華回來，並且在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工作，每天騎腳踏車上班，同時也到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兼課。
爸媽剛結婚的時候並沒有適當的居所，就借住在溫州街曹永和先生家裡。因為曹先生的太太張若華女士是我媽媽的同學，曹先生當時是臺大圖書館的職員，有分配到宿舍，我爸媽就和他們夫婦住在一起。後來我們家從溫州街搬到重慶北路，那個房子是我外公的，地址是重慶北路二段120 號4 樓，靠近歸綏街口。小時候只要生病都是到對面的謝內科看病。我小學念蓬萊國小，二年級的時候，我們家有了第一棟自己花錢買的房子，地址是松江路226 巷20 號。那個房子非常小，大概二十來坪，除了我爸媽和三個小孩之外，還有我堂哥李憲明，總共住了六個人。李憲明是爸爸已經過世的哥哥李登欽的小兒子；我伯父有三個小孩，即一個女兒、兩個兒子。李憲明大我十幾歲，從小和我們一起長大，他念師大夜間部的時候，我媽媽要配合他上課的時間多煮一頓飯和宵夜，因此每天都要煮五頓飯。我小時候對媽媽的印象就是一天到晚在煮飯，其中一頓飯我們其實是吃不到的。除此之外，小時候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記憶，就是媽媽在家教人家插花，所以家裡經常有美麗的盆花。家裡的客廳也兼做爸爸的書房，我從小就知道家裡的書房是很重要的地方。

〈黃大洲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我在臺南一中一直讀到高中部，高中時期很專心地準備大學聯考，終於考上了大學聯考丙組的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我與李登輝先生相識是在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當時他在農復會任職，到臺大來兼課。那時候在我們的心目中認為能夠在農復會工作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李老師曾經私下跟我說，他本來想要念文學、哲學相關科系，他搭船到日本時，船在青島停了好幾天，親眼看到農村的落後，感觸很深，因此他到京都帝國大學之後，便改念農業經濟系，想要改善農民窮困的生活。戰後李老師回到臺灣，在臺大農經系畢業後，系主任王益滔1 教授留他下來當助教。後來他獲得了幾個機關聯合提供的獎學金，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進修，並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後在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擔任農業經濟分析股股長，並且開始在臺大農經系兼課。1957 年，李老師轉赴農復會任職，仍繼續在臺大兼課。
李老師儀表俊秀、體格高大，不過，那個年代的人，國語沒有辦法很標準。我和他相處的時間其實不多，就是在他上課的時候幫他整理筆記，整理好之後給他看看內容有沒有和他講的不一樣，稍微修改之後，就刻鋼板印發給同學，有點像私人助理一樣。我和李登輝總統的師生之誼，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劉泰英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我轉到康乃爾大學的時候，李登輝已經在那裡一、兩年了，差不多與我到羅切斯特大學同時，我們又常常聚在一起討論學問，還一起修過「高等經濟理論」課程，從師生變成同學。他之前在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大概沒有農業經濟相關的課可以修了，就來選經濟系的課，我們兩個上課時都坐在一起。後來賦稅改革結束，我回美國繼續攻讀博士，他先拿到學位歸國，回到農復會任職。後來蔣經國請他當行政院政務委員，之後再任臺北市市長，走上從政之路。

李登輝總統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曾獲得美國農業經濟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的年度傑出論文獎，是非常優秀的論文。他的論文“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the Economic Developmentof Taiwan,
1895-1960”（在臺灣經濟發展中的跨部門資本流動，1895-1960），意指農業與非農業部門資金流動的傾向；非農業包含工業與服務業，工業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產業。

〈黃昆輝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我在省府擔任了一年的省政府委員後，再轉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當時的臺北市市長是李登輝，他是1978 年6 月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出任臺北市長的，我則是1979 年6 月才調到臺北市政府擔任教育局長。其實，我接任之前與李登輝素昧平生；他讀農經，我讀教育，他在臺大，我是在師大，從來沒有見過面。那麼為何會由我接任教育局長呢？當時的一廳二局（省教育廳、北市教育局、高市教育局）的首長人事任命權是在教育部部長，但為了尊重市長，教育部會提三個人選，讓市長遴選，不過，雙方會先協調，圈選排名第一的。那時我的排名是第一順位，所以，李登輝就圈選我出任教育局長，我在1979 年6 月就任教育局長前夕，才與李登輝第一次見面。

我就任教育局長後，閱讀了李登輝市長在市議會的施政報告，他有一個理想，「希望營造一個有朝氣、有活力、充滿文化氣息的現代化都市」，這是他對臺北市的建設所描繪的遠景。他覺得學校的教育都有上軌道，教育人員的素質也都不錯，學校的發展也很平順，所以學校教育這方面就不需要太強調；他強調的是社會教育、文化活動與文化建設。當時是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院長，剛好在推動文化建設，所以李登輝就舉辦不少文化活動，有音樂季、戲劇季，後來統稱藝術季。他很用心在舉辦這些活動，付出不少心血來推動，而這些活動都是屬於教育局的業務範圍；那時還沒有文化局，是教育局第四科主管文化方面的業務。當年推動藝術活動，一般人都不看好，因為以前沒有辦過，就擔心會不會獲得市民的熱烈迴響，那時心裡都是打問號的。

在音樂季方面，是市長夫人曾文惠女士看日本的NHK 頻道紅白對抗賽，希望讓國內年輕的藝術家有表演的機會與空間，所以創辦音樂季。第一屆音樂季於1979 年舉辦，找來海內外有名音樂家，有范宇文、松山國小的簡文秀等人，在國父紀念館表演，市民的反應非常熱烈。在戲劇季方面，演出《魔笛》、《浮士德》、《蝴蝶夫人》、《天鵝湖》等，一樣是非常的轟動。雖然國父紀念館還不是很理想的表演場所，但是當年在國父紀念館每星期都有安排表演活動。後來，歌仔戲、豫劇、粵劇等各地方的表演人才都有機會到臺北表演，像二二八公園的音樂臺也都有很多表演活動。所以，李登輝在市長任內提倡藝文活動，在臺灣是開風氣之先，原本是不被看好的，卻是相當圓滿的成功，也是李登輝自我肯定的一件事情。"

〈李坤儀女士訪問紀錄〉摘錄

我在1981 年的農曆七巧節（七夕）出生，母親為我取了「巧巧」的小名，後來阿公、阿嬤跟著稱我為「巧巧」。父親李憲文在我出生後不久即病逝，每年他的生日和忌日，母親和阿嬤都會帶我去陽明山公墓追思父親。阿公不會特別與我聊父親的事情，只有在看到照片或是有一些共同認識的老朋友來拜訪時才會提到。我自小與阿公、阿嬤、母親同住，阿公擔任臺北市長時，因為我年紀尚幼，對市長官邸的生活沒有太多印象；後來他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我們全家隨之搬到南投中興新村。從臺北坐車到南投花了很多時間，但南投的天氣很好，阿公也會在公餘閒暇時帶我這個二、三歲的小孩去參觀鳥園。之後阿公擔任副總統，我們再搬到臺北市重慶南路的官邸，當時我才4 歲，依稀記得坐在樓梯階上看著大家忙進忙出地搬東西。住在重慶南路官邸時，我開始就學，先上幼稚園，再就讀臺北市立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阿公繼任總統後，我們沒有搬家，一直住到他卸任之後，才搬到大溪鴻禧山莊，後來又搬到士林翠山莊。

因為國小的上課時間與阿公的上班時間差不多，所以在我就讀國小的時期，與阿公一起度過了六年的早餐約會。如果起床時間晚了點，阿公還會特別到我房間來叫我起床，應該是這樣怕麻煩阿公，也不想耽誤到別人，進而養成了我準時的習慣。每次一家四口出門時，都是我和阿公會先準備好，坐在玄關穿鞋子的地方等阿嬤和媽媽。

阿公要出門時，都會事先再三確認準備好要帶的東西，這是他長久以來的習慣，如果要出門比較多天，他也會提醒我要多準備些備品，要未雨綢繆。久而久之，淺移默化，我也養成這樣的習慣，這應該也是他對我的一種身教。

〈邱進益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我跟李登輝總統的專業完全沒有交集，我做我的外交官，他做他的農經專家。1983 年9 月，我從瑞典回來，接任禮賓司司長，和李總統的初次接觸，就是在他擔任副總統的時候。

1984 年5 月，蔣經國與李登輝就任第七任總統、副總統。有很多傳言說蔣經國總統並不是有意安排李登輝當他的接班人，但是就我在禮賓司司長任內的觀察，我覺得蔣經國總統對李登輝的提攜與培植是真心的。

舉例來說，1984 年5 月20 日總統、副總統就職後，大概在6 月份時，蔣總統就告訴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和外交部部長朱撫松，請他們安排李副總統出國訪問，以增加李副總統在國際間的知名度。朱部長奉命後隨即在外交部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執行這項任務，並討論訪問時間和地點。正好那年南非有總統選舉，朱部長就向蔣總統報告，說南非9 月會有新總統就職，可以派李副總統為特使前往慶賀，蔣總統就說：「好，叫楊西崑去接頭。」楊大使奉到命令之後就去接洽了，不料，南非外交部官員告訴他：「很抱歉，因為今年經濟不好，所以總統就職大典比較簡單，除了當地的使節以外，沒有邀請任何外賓。」這樣一來等於是婉拒了。楊西崑據此向外交部回報，再由朱部長向蔣總統報告。蔣總統聽取報告時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人家不去慶賀是人家的事，我要派李副總統去慶賀，是我中華民國的事。」因此，外交部緊急打電報給楊西崑大使，請他再去交涉。

那時候我們跟南非的關係非常好，軍事、經濟、科技、農業方面的合作都很密切。楊大使告訴南非政府，為了凸顯中斐（南非簡稱）友誼與密切的關係，我們要派副總統率團去慶賀，如此一來，南非政府就不再堅持。因此，李副總統成為那一次唯一去南非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的外國貴賓。

為了彰顯副總統出國訪問的重要性，我們安排了財政部長陸潤康、國防部副部長張國英上將隨行，因為那時候中央銀行正跟南非銀行洽談外匯問題，而張國英上將則是與斐方洽談軍事合作的問題。外交部方面有主管非洲事務的次長關鏞。此外，因為此次為正式的禮儀性訪問，而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是國家的大禮官，如果有大禮官隨行，就可以襯托特使團團長的重要性，所以朱撫松部長指定我要一起去。行前朱部長帶著關次長和我，三個人一起到總統府向李副總統做簡報，說明訪問的細節如何安排。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李副總統，也是跟他結緣的開始。

〈宋楚瑜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後來，在開會提案之前，我們透過黨政運作，包括李秘書長也跟三大報透露，中常會要推舉李登輝先生擔任代理黨主席。不料，在1 月27 日開會當天早上，李煥和俞國華院長兩位先生突然接到一封Madam 的信。信上的簽名雖然是蔣夫人，但是筆跡想必是孔家的人。

當天早上，我很早就抵達常會會場，也大致聽到一些風聲。九點鐘要開會了，八點五十分從秘書長辦公室走出來兩位先生，一位是王惕吾，一位是余紀忠。王惕吾出來的時候，氣沖沖地講了一句話：「今天不提，會出大事！」大家都曉得，王惕吾先生後來對李登輝先生並不全然支持，但是這件事情我必須做歷史見證，他是支持的。他甚至用浙江鄉音說：「通過以後，我跟國華講，你去跟夫人下跪嘛！不處理的話，會出大事的！」講得非常堅定。接著出來的是余紀忠先生，他是當天的輪值主席。

其實，蔣夫人晚年對於國事很少介入，講句不好聽的，也可能是有人「假傳聖旨」藉此生事，當年蔣中正總統逝世，不也是這票人謀劃推蔣夫人領導國民黨，而不是由經國先生接黨主席。經國先生晚年對於孔家的人在夫人身邊做一些動作並不以為然，但是他守他的本分，不願意跟夫人為孔家的人翻臉。這些事情在經國先生的日記中都有記載。

會議正式開始之後，東拉西扯，就是沒有人提案。因為沒有看到有人提案的跡象，於是這時候我舉手獲准發言，力陳應該現在提案，只講了四十秒左右的話，就步出會場。我說：「請問主席，那個案子，今天提不提出來？假如那個案子不提出來的話，楚瑜覺得今天在開會之前，恭讀經國先生的遺囑，聽到經國先生生前的治事和遺囑，感覺到非常地難過。今天不處理此案，我感覺愧對經國先生。我真的感到非常失望，同時我特別在這邊說，我對行政院俞院長非常失望，我請求退席。我走了以後，常委一位接著一位發言， 每位都懇切呼應我的提醒，其中講得最兇的有幾位先生，一位是李國鼎先生，他說：「我個人覺得還是應該提出來，如果不能提出來，那我們這些人、都是副署的人，都是受騙呀！」張建邦說：「假如今天不做決定，恐怕會引起政治大風暴。」辜振甫說：「今天假如沒有做決定，我覺得不但是我們的黨員，一般的國民、工商界不必說，甚至是在國際上的友人、朋友都會傷害到他們對我們的尊重。」

曹聖芬、王惕吾、張建邦、吳伯雄、陳履安等人也有類似的發言。顯示黨內已有共識，只是少數人在「攪局」，最終輪值主席余紀忠做成決議：「全體中常委，以起立方式表示同意，通過在十三全大會之前，推舉李常務委員登輝先生擔任代理主席職務。」

〈郭岱君女士訪問紀錄〉摘錄

前面提到，我到任時，李總統給我兩個特別任務，一個是成立發言人室，另一個則是成立總統智囊團。李總統希望智囊成員在內政、財經、外交、兩岸事務方面為他提供意見，作為政策參考。
李總統任副總統時，曾奉蔣經國總統指示，參與政大國關中心主導、每週定期的大陸事務研討會議，他欣賞當時的國關中心主任張京育，也認識一些國關中心的學者。有這個前緣，他想請張京育先生擔任智囊團召集人，而我有學術背景，又出自國關中心，智囊團執行秘書一職自然落到我肩上。這是個編制外的組織，而且，因為李總統繼任時國民黨黨內一些資深人士還有些雜音，所以我們運作謹慎且隱密，許多年都不為外界所知。

李總統給了我一些基本指示，例如分為內政、外交、兩岸、財經幾個小組，我轉達總統意見，請張京育先生擬出各組名單。那時張先生已是政大校長，名單基本上以國關中心及政大為主，再增加幾位臺大及公營企業負責人。例如：大陸小組以國研中心的曾永賢、張榮豐等為主幹；內政及外交組是周煦、蘇起（政大外交系）、法治斌（政大法律系）、蔡政文（臺大政治系）；財經組的負責人是中央銀行總裁梁國樹，劉泰英先生（臺灣經濟研究所）也是當時進來的，還有臺大經濟系的薛琦、陳博志。

智囊團甫成立，就奉命研究一個議題。經國先生晚年身體不好，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國，李總統希望能夠藉著出訪有個新氣象。李總統接任不久，新加坡就提出邀請，總統也考慮首次外訪就去新加坡。但因為中共的壓力，新加坡對於「中華民國」四字有所顧慮，那麼，去還是不去？用什麼名義去？智囊團和李總統都有一樣的想法—我們必須走出去，以務實態度面對中國的打壓。智囊團研究，如果不用「中華民國總統」（President ofthe Republic of China），或許可用地名代之，例如：「臺灣來的總統」（the President from Taiwan）。

孰料，此意見提到國民黨中常會討論時，竟引起軒然大波，針對名義問題，有中常委質疑「為什麼不用『中華民國總統』？“the President from Taiwan”這個“President”到底是指什麼？」沈昌煥先生（時任總統府秘書長）更是高聲反對。李總統則認為國家處境困難，有些地方可以在不失原則的情況下，採取彈性做法，才能打開一條新路走出去。

〈鄭欽仁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1990 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已經答應中正紀念堂的學生舉辦國是會議。民間人士在新店燕子湖開會，許信良提出雙首長制。當時我有閱讀日本報紙的習慣，知道日本有一本關於雙首長制的書出版，我就向張國興打電話，請他寄一本來。後來我們就參考那本書，並依討論的內容，制定了《民主大憲章》。

我參加國是會議時被分配到第四組，除了少數幾個在野及無黨派學者以外，其他幾乎都是國民黨，縣市長方面民進黨只有一位，即余陳月瑛。最後一天總結會議時，才接到通知說各組要提早報告。我在日本時認識華僑李海天，他在橫濱從事旅館業，也是第四組。表決的時候，例如全國直選問題，國民黨的權貴子弟，等於打手一樣，每項都反對，每一項都用成本太高來當藉口。李先生原本也跟著國民黨反對這一案件，後來看到大多數都贊成，就去辦事處修改。第四組的報告本來指定李先生，但他要我執筆，我交了報告之後，他去修改變成贊成，也修改了統計數字。
國是會議時，民進黨負責人是陳永興，他處理得很好。每組在討論時，因為黨外與民進黨的人數少，要對付那麼多人，因此在對方發表意見時，就趕快舉手登記要發言。發言後馬上把寫好的發言條交給民進黨的工作人員，用影印機複製一份存檔給我，正本交給主辦單位。從一開始到最後一天綜合討論，等於我們三個人（我、吳澧培、張旭成）要對抗所有國民黨的縣市長、縣市議長、議員及金耀基等人。陳永興要與黃信介競選黨主席，邀我陪他去看康寧祥。當時首都早報事務部在和平西路，編輯部在復興南路，但見面在事務部。陳永興給康寧祥、林義雄的《臺灣共和國基本法》，我同意要刊登，康寧祥把我擋住，後來《自立晚報》先刊出來，《首都早報》才跟進。

說起來國是會議很可惜，李登輝在會後就變得保守。1990 年7 月11 日，國民黨本來自己要成立一個憲政改革規劃小組、召開憲改會議，違反國是會議要設憲政改革諮詢小組的決議，是國是會議後的一個逆流。

〈陳博志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1988 年1 月，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 年，他決定要競選連任，就跟梁老師說，他想要留給臺灣一個紀念品，問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我們建議他做高鐵，並且提供了很多意見，因此，他就決定把興建高鐵當作一個重要政策。

後來高鐵雖然衍生了很多東西出來，但並不是大問題，真的比較大的政策問題是1991 年提出的「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那時候郭婉容是經建會主委，行政院院長是郝柏村。郝柏村這個人好大喜功，當行政院一提出「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時，我們就覺得不對，因為八兆二千億元的預算遠遠超過國家所能負荷的金額，所以我們就跟李總統說那個金額太龐大，如果要做的話，一定會變成大量舉債，絕對不能做。郭婉容說「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不是她規劃的，她只是負責彙總，把各部會的計畫整合在一起，可是國家建設怎能這樣做呢？後來比較細部的計畫出來之後，我們提出了很多批評與建議，我還曾經跟她在《自立晚報》上辯論。不過，郭婉容度量很大，並沒有因為我這個學生提出異議而對我有所不悅。

對於「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我們除了批評之外，也會提供比較具體的建議。例如該計畫中高鐵的路線規劃原本是比較靠近山邊，我們認為，山邊已經有比較多的交通設施，應該要往海岸發展，而且那時候正在談要不要蓋六輕以及離島工業區的問題，所以後來高鐵的路線就調整成比較靠近海邊。其他還有一些很細節的問題，我們也把一些奇怪的計畫刪掉。總之，原本「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規模很龐大，因為我們的反對而縮小很多，真正花出去的錢大概不到原計畫的三分之一。

除了我們這些經濟顧問的批評之外，學界也舉辦了幾場研討會，對該計畫有所批評。例如中央研究院舉辦的國建六年計畫對總體經濟之影響研討會、經濟學會舉辦的六年國建學術討論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草案評估研討會。同時，被認為不懂經濟的民進黨更於當年2 月召開了為期三天的全國民間經濟會議，在會議中有許多人批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當時我是以臺大經濟系教授的身分出席會議，與會的經濟學者，很多都是由我安排接洽的，雜誌也把我視為會議的主導者。會議最後安排了一場「總體政經戰略」的主題報告，作為全國民間經濟會議的結論，那篇報告是由吳忠吉、張榮豐、林健次、林忠正、朱雲鵬、朱雲漢、吳聰敏和我等八個人聯合撰寫的，並由我代表報告。會議結束之後，大概過了兩、三天，李總統請顧問們吃飯，他在向顧問一個一個敬酒時跟我說：「你現在最有名。」我說：「有什麼用，都是在罵人。」李總統說：「沒有關係，我說沒有關係就沒有關係。」又有一次，李總統請顧問吃飯，為了某件事情，我跟李總統抱怨，「講了老半天都沒有用」，李總統聽了以後就說：「中華民國的事情不是總統說了算，也不是行政院長說了算，你覺得對的，就要繼續寫文章、繼續講。你知道我為了要廢掉『肥料換穀』，寫了多少文章嗎？」他說他不知道寫了多少文章，才把「肥料換穀」廢掉。這就是李總統的精神。

〈王詣典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1994 年2 月9 日到16 日，李總統訪問菲律賓、印尼、泰國，媒體形容這一次是「破冰之旅」，因為總統從1988 年繼任以後，到這次之前，只有去過一次新加坡。

訪問團抵達印尼峇里島之後，全程都是由印尼的研究和技術部部長（Minister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ie）陪同。有一天，我們經過農村的時候，看到農夫在收割稻子，方式跟我們1950 年代的農村一樣，李總統要車隊停下來，看完之後跟哈比比說：「我看你們這樣收割稻子，好像1950 年代的臺灣。這樣好不好？我們在臺灣都是用耕耘機，自動收割，可以節省你們百分之九十的人力。」哈比比說：「總統先生，不可以，你解決了我的農業問題，卻製造了我們的社會問題。現在每一個人都有工作，如果這樣做的話，會有很多人失業，失業的人就會變成社會問題。這個只能一步一步來。當我的社會問題不會產生的時候，我們的農業才會讓它改進。」

〈顏慶章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另有兩件值得記述的軼事，其一是1994 年4 月李總統前往國民大會，這是當時《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民大會首次「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這項修憲條文如何施行，關涉總統府與國民大會的溝通及規劃。蔣秘書長全部建言後回應，回應文稿由黃主任負責撰寫、戴副秘書長與我則幫忙潤飾。

在陽明山中山樓的巨大會堂，戴副秘書長與我同坐在李總統後方，國是建言每天上、下午各一埸次，戴副秘書長與我對發言內容各自做筆記。沒想到下午場次宣布中間休息時，李總統?頭向我說，為表示對國民大會的尊重，他覺得不宜等到第三天才做回應。他想等這一場次結束就講一些話，請我替他準備文稿。我看著戴副秘書長，期望他向李總統回告，文稿是安排由黃主任撰寫的。但他緘默不語，我也不便對李總統有所推辭，經?致黃主任，獲告他尚未開始構思。我已無可選擇，經過片刻思考，立刻根據我的筆記，撰寫總統的回應文稿。

我認為文稿應有十至十五分鐘的長度，在總統上台致詞前，尚須留給總統合理時間看完文稿。我必須一次就擬妥文稿，絕無謄稿時間，且下半場國是建言，我還得一心兩用地邊做發言筆記，同時繼續寫著文稿。最後一位國是建言結束，三十分鐘休息後，總統將做講話的安排，並經議長正式宣布。我看著手錶，必須在十五分鐘左右完成文稿，戴副秘書長不敢驚擾我，便陪同總統到貴賓室。我繼續振筆疾書了十餘分鐘，快速檢視一遍後，立即健步如飛地走入貴賓室，將文稿呈交總統。此刻所有人都退出貴賓室，我也忐忑不安地靜候在門外。十餘分鐘後，王詣典侍衛長敲門提醒總統，總統微笑向我點頭致意，隨後拿著我代擬的文稿上台致詞，順利完成第一天的國是建言。接著第二天及第三天的綜合回應，我當然寫得更得心應手，但對我而言，第一天是何等驟然而來的考驗！在做好前置作業後，約集戴副秘書長、機要室黃振福主任與我，告知我們三人將陪同李總統與會，李總統將在第三天聽取全部建言後回應，回應文稿由黃主任負責撰寫、戴副秘書長與我則幫忙潤飾。

〈吳梓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我之所以參選省長，完全是因為宋楚瑜的緣故。當初李登輝要讓宋楚瑜選省長，我說：「頭家，絕對不可以，你會很淒慘。」

當時我已經卸任立法委員了，母親過世，喪事也辦完了。李登輝沒有來參加，但有請蘇志誠來電致意。喪事結束以後，李登輝約我到總統府去和他見面。我用唐太宗九次要殺魏徵來比喻，我說：「你已經幾次對我不滿意，我都還在你身邊。為什麼？我一直記得，我們兩個要穿同一條褲子。你選宋楚瑜去選省長，後果不堪設想。他是一個外省孩子、強恕中學畢業的，老實講，也是紈袴子弟。他不是真正腳踏實地起來的。他是因為他家裡的環境、人際關係，各方面因素起來的，所以他對於臺灣這塊土地的認知是希望得到，而不是希望付出。這是我對宋楚瑜的瞭解。」
但是李登輝之所以能夠當選總統，宋楚瑜確實是最重要的促成者，所以他感念在心。我說：「我知道你這個意思。所以我建議你，先讓他當國防部長，他做過省主席，有這個資歷。之後可以做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去瞭解財經問題。派他當省長，不如用4 年時間培植他當行政院長。你有這麼一個肝膽相照的老弟，會幫助你很多。假如你讓宋楚瑜去選省長，他會誤解，以為他現在有民意基礎了，就會對抗你。一旦對抗以後，就會產生省籍的問題，也會暴露出你在國民黨裡面沒有下功夫，也沒有多少實力。你要注意到，當一個總統，真的是四方八面的。宋楚瑜因為你這個感情，可以讓你一直運用。但是當他感覺到羽毛豐滿以後，他會向你要求，總統任期結束了以後由他來選。」李登輝說：「吳梓，你有你的想法，如果都照你的意思做，我李登輝是作假的嗎？」話已至此，只好結束。

李登輝送我出門，我腳踏門檻時他還沒走出來。我對他說：「頭家，臺灣人說腳踏門檻講話都要發誓，我今天已經什麼都沒有了。我選立法委員也沒有得到你的疼惜，我落選了。但是你叫我來，我還是跟你說我的心裡話，你絕對不要讓宋楚瑜去選省長，不然你會很悲慘，我腳踏門檻跟你講。」他也腳踏門檻說：「吳梓，腳踏門檻講話都算數，宋楚瑜小人物（smallpotato）而已。即便他是孫悟空，我李登輝是如來佛，他永遠走不出我的掌心！」我沒有講話，就離開了。
從總統府出來之後，我就決定要參選省長。1994 年10 月12 日，我到中興新村登記參選，因為勸不動李登輝，所以我要在選省長的過程中告訴他做總統應該要做的事有哪些？例如國土規劃，要知道自己家裡面有幾根草、幾塊磚。

〈楊六生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時，坊間傳說因為李登輝暴露「中共飛彈都是空包彈」的消息，致使我方吸收的劉連昆、邵正宗兩人失事被捕。其實這件事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軍情局的內鬥。軍情局本來要在固定時間送經費給情報人員，軍情局的術語稱「交通」，因為主管軍官更換延誤。後任軍官懷疑前任承辦人未把經費完全送到，有貪汙嫌疑，想要自行運送經費，使原先運送經費的中介者不滿，才會發生失事問題。但是軍情局內部主管不能透露內情，只好把責任推給李登輝。軍情局有很多情報人員都是因為經費的問題而失事。

〈蔡志弘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李總統對於他想要找的人是蠻有耐心的，他前後找了我很多次，有些事情我會去做，有些事情我覺得不做比較合適，就會消極一點。1996 年9 月，李總統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張，當時他曾指示謝隆盛和我籌組一個國民大會代表和平訪問團到大陸訪問，就如何結束敵對狀態交換意見。我跟陸委會副主委許惠祐還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一起商量行程、研擬訪問名單，並且跟謝隆盛草擬了十幾位國民大會代表名單，同時也用北北東聯誼會的名義寫信給國臺辦主任王兆國，希望與大陸進行良性互動，這些信件我都有留著。我自己先自費去大陸一趟瞭解狀況，後來發現大陸在這方面沒有什麼反應，而且我寫給王兆國的信件也沒有回音，所以這個訪問計畫後來就無疾而終了。現在想來其實有點可惜，因為這代表當時我方的善意，如果大陸有所回應，對於降低兩岸敵對，將起到相當的作用。

〈林鈺祥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我在任內曾經參與李登輝在1990 年代的修憲，尤其1997 年第四次修憲的幕僚作業由我負責，包括取消立法院閣揆同意權、凍省等。修憲前，李登輝在信義路五段的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民進黨的代表有許信良、張俊宏、陳文茜；中立學者由田弘茂代表；我則是國民黨的幕僚人員之一。當時國民黨要把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取消，本來以為民進黨團不會同意。沒想到，許信良竟然同意了。許信良認為民進黨要取得國會過半數還要很久，但總統有可能一次就選上，後來果如其言。田弘茂的看法也和李登輝一樣，所以三方都同意，剩下新黨反對並退席抗議，但不影響會議決議交付國大修憲。

國家發展會議的另一個課題是精省。本來精省的用意是要調整臺灣的行政結構、取消省級政府，結果被導引成要打擊宋楚瑜。精省確實讓省政府公務員成為受害者，他們的安置、生活等都成為問題。後來立法委員名額增為225 名，也是為了讓省議員有出路，盡量排除修憲的阻力。最初是用「凍省」一詞，後來發明「精省」一詞，過程很是微妙，實際上並沒有差別。

〈林碧炤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1999 年7 月9 日，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在專訪中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做了重大宣示。李總統在訪問中明白表示：「1991 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我之前在當國安會副秘書長時，另外兼任口譯。總統府另外一位口譯是劉怜君，我們兩人的分工是一般口譯由她擔任，其他事涉敏感的政治話題，或是總統接見重要的政治人物時，都是由我擔任口譯。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也是由我擔任口譯，作陪的人則是新聞局局長程建人，他也是我的老師。在訪問中，我把李總統所說的「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翻譯成“state tostate relationship”和“two states inone nation”。口譯完畢之後，程建人就抓著我的手，問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會這樣子翻譯？稿子是你寫的嗎？」我說：「報告老師，前半部是我寫的，後半部就不是了。」他很驚訝地說：「真的喔？」接著就用臺語說：「這個代誌大條了。」李總統接受訪問那天是星期五，隔天就是星期六，因此，程建人接著又說：「你這個禮拜六會很忙喔！」我說：「老師，有事我再找你。」他就說：「最好找我。」接著就把手機號碼給我。我們兩個都知道，當我逐字翻譯的時候，其實心裡是惴惴不安的，因為我看到中文稿子的時候已經快接近中午了，當時蘇主任跟我說：「你看完就好，不要帶回去。」我看到的那份稿子上有李總統的筆跡，可見那些話是總統自己加上去的。李總統的訪問完畢之後，我立刻打電話到陸委會，可是當時蘇起在飛機上，等他下飛機以後，他的副主委才告訴他這件事。當天晚上，我再跟他通一次電話，跟他說：「我以前跟你報告的就是這個。」他問：「什麼？什麼？」因為他的事情太多了，我跟他報告時，沒有秘書在場，也沒有人替他做紀錄，他只知道總統府有這個案子，並不知道原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許宗力在專案小組裡面提出來，總統看過之後覺得很好，然後寫進訪問稿裡面的。後來駐美代表處打電話回來詢問如何翻譯，最後定調為“special two States”，而且那個States要大寫。

〈劉一德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國民大會第五次修憲，即是眾所周知的國大「延任案」。其實，我們延長任期的目的是為了廢除國民大會代表，而最初的緣由是為了推動「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我們的構想是將國民大會轉型為「修憲委員會」，用各政黨在立法院的席次比例派出150 位代表一起來討論修憲事宜。
這個提案的動機，其實有一部分是不希望將來，中共用「人民大會」和臺灣「國民大會」合併，造成統一的可能性。當時我擔任民進黨黨團幹事長，在一讀會中，我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延任」、「國民大會代表改為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的修憲提案，並送二讀。1999 年9 月3 日，在國民大會二讀會中，國民黨和民進黨國代推翻兩大黨中央的立場，以一票之差表決通過國代、立委延任修憲提案。

事實上，民進黨在表決過程中扮演了主導的角色。在這之前，民進黨國大黨團各派系領導人，已經針對第五次修憲進行會商。民進黨國代對於延任案的態度相當一致，但是對於國民黨不分區國代的態度沒有十足把握，所以最後決定「一定要不記名」。不記名投票提案一提出，民進黨國代立即全數贊成，並由黨團提案要求政黨比例代表制及延任案以包裹表決的方式處理。對於包裹表決，我認為改革方案原本就是環環相扣的，如果不採行這個方式，可能會陷入延任案單獨過關的窘境，如此就違背了我們修憲廢國代的本意。
當時社會對於「延任案」的反對聲浪很大，民進黨中央也強烈反對。我記得陳水扁一直打電話給我，甚至透過羅文嘉跟我說：「學長，拜託你們不要再搞了好不好，這樣我們選不下去了〔按：指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選舉〕。」我說：「廢除國民大會是我年輕時就有的主張，好不容易有機會可以實現，當然要堅持到底。」

延任案等增修條文二讀通過後，隨即通過提案，並將三讀會提前至9 月4日凌晨，由議長蘇南成 宣布三讀會修憲提案以「出席214 人，211 人贊成，2 票反對，1 票廢票」，完成憲法九項增修條文三讀。通過的條文包括「凍結國代選舉及延任案」：國代延任至2002 年6 月底，第五屆減為150 人，以立委選舉各黨派候選人得票數的比例分配當選名額，本屆立委任期延長五個月，下屆起任期改為四年。

到最後一刻，阿扁還透過正義連線的成員來干涉，要求我們不要投贊成票。我跟在場的民進黨國代說：「手機全部關機，不要理會其他人。」蘇南成宣布通過以後，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相當惱火，與蘇南成在主席台旁惡言相向，蘇南成也因此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我認為延任案的背後有李登輝總統的默許，包括由蘇南成擔任議長主持國民大會。有人曾問李總統對延任案的看法，李總統說：「國大延任不知道好還是不好？現在不能說不好，要再觀察看看。」從李總統的回答就可略知一二。

〈王金平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99 年9 月21 日凌晨1 點，震央在南投集集的7.3 級大地震，波及中部大部分地區，災情慘重。關於緊急命令的發布過程，李總統在接受「921 故事館」的專訪時曾回憶，1 我首先向他建議發布緊急命令，但他一開始並沒有接受；後來在9 月24 日召開的國安會議中，他表示：「王院長提醒我可以發布緊急命令。」會議結束後，就馬上發布。可見他是隨時在調整中，看到需要發布，就馬上執行。因為九二一賑災與重建的所有事項，不是現行法律所能授權，即使用上國家所有的公器都還不足，所以必須以緊急命令來彌補。針對如此重大的災難，立法院旋即於9 月28 日召開第四屆第二會期第二次院會，追認總統於9 月25 日頒布的緊急命令咨文。我在通過追認後向全國各界提出呼籲：「緊急命令係總統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發布，希望行政院能劍及履及，排除法令限制，簡化行政組織及作業程序，統合所有救援力量，全力搶救與重建災區，以符全體國人之期許」。

同日（9 月28 日），我主持朝野協商，決定九二一地震災害之救助處理20項措施，立法院應盡的救災責任，在我的運作下積極進行。10 月1 日，我再主持朝野協商，決定請行政院對合法捐募機構或團體之募款，應督導其專款專用，並成立「賑災款項統籌協調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等事宜。10 月21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緊急命令執行要點」，是中華民國行憲以來首次制定，並首創以「詧知」（詧為察之異體字）函送立法院。29 日，院會處理此案，朝野強烈爭執。我認為緊急命令是屬於總統的職權，以應付特殊情勢，類似一種特別法，應予以尊重，既然立法院追認了緊急命令，追認執行要點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雖然只是送達詧知，法令程序已經完備，我堅持不應交付審查，乃進行表決，經二度表決，分別以102：80、110：79 多數通過，化解了可能因曠廢時日而妨礙救災的困局。

在配合執行緊急命令後，我又召集朝野協商，在2000 年1 月15 日通過了《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全文計六章七十五條，施行期間自生效日起五年。由於我在立法院的全力配合，李總統的施政團隊將緊急災難救助做到最好，讓災民普遍感恩政府救災得力。

〈陳水扁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並無相關交接條例，也未制度化，政權如何和平轉移，執政與在野黨都毫無經驗。所謂移交，僅是包括國璽等在內二百多件清冊的形式移交而已。

實際上，政權轉移不應僅是口頭移交、清冊移交，而是要良心移交。如果卸任者不講不說，接任者將一無所悉。何況，許多事情並無檔案文件，都在總統的腦袋裡，能否完整移交，取決於卸任者的態度積極與否。經驗之談往往比形諸文字的書面資料來得重要。

當時總統府、行政院等機關並非故意不移交或抵制，而是消極以對，不是那麼配合。我感覺反而是李總統最積極，我也願意向李總統請益。從3 月18 日當選到5 月20 日就職期間，無論是李總統召見，或是我登門請見，兩個月內平均每週進出總統官邸一至二次，雙方見面至少10 次。不過，見面時有95％的時間都是李總統在講話，我很難插上話或開口請益。李總統對重要問題，常點到為止，我也不敢追問。

〈黃主文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李前總統跟我說：「我現在先不要站出來，等你組織好的時候，我才站出來。」我說：「當然是這樣，還沒有籌備好，你就站出來，萬一沒有籌組成功，你的一世英名就毀了。」因此，我籌組台聯的時候，李前總統在後面，外面沒有人知道，只知道有李政團。

在籌組過程中，我跑遍全臺灣去找人，前後總共找了三十九位候選人。在台聯正式成立之前，我已經分批帶候選人去拜訪李前總統，希望透過李前總統的背書，來增加候選人的信心。

8 月12 日，台聯成立，我前後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把台聯籌組起來，而且整個都部署好了。李前總統跟我說：「你部署好了，我什麼時候開始站台演講？我站出來的話，一定會被連戰開除黨籍。」他又問我：「我現在退黨好，還是被他開除黨籍好？」我說：「當然是被他開除黨籍好，你被他開除黨籍，台聯的聲勢就會大漲了，就很轟動了。」後來他第一次站台之後，就真的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台聯的聲勢也真的水漲船高。

〈蘇進強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2004 年，為了抗議中國對臺灣的飛彈部署，並表達臺灣人民的抗議，以及宣傳陳水扁總統的「反飛彈公投」，李應元、卓榮泰和當時已經轉任文化總會秘書長的我，仿效1989 年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波羅的海之路」，推動「二二八牽手護臺灣」活動。我因為已無黨職，主要在檯面下聯合全臺各地的廣播電台，協助活動的實況轉播。其中有個小插曲，籌劃活動時民主進步黨黨中央本來想把李前總統排到隊伍的最後屏東萬巒，我表示反對，後來才改到苗栗縣卓蘭的主場，與陳水扁總統在舞台上攜手，留下歷史鏡頭。

當時的宣傳口號、標語主要是我跟卓榮泰處理的。為了宣傳，我還串聯了全臺各大、中、小功率的電台；當時我在中華文化總會就是負責全臺各電台的接洽工作，因此駕輕就熟。「二二八牽手護臺灣」活動非常地成功，有超過200萬名臺灣民眾參與，北起基隆市和平島，南至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串起超過500 公里的人鏈，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活動，我想以後應該很難有第二次了。當時台聯也動員遊覽車，將一些人載到人口比較少的地方去支援。這個活動發起之初，有不少人不看好，擔心會發生車禍等意外，幸好最後都沒事，而且在活動結束後的兩個小時內就把活動現場的垃圾全部清理乾淨，讓許多人非常驚訝，也展現臺灣人民自律與文明的品質。

〈林志嘉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台聯在太陽花學運中不但沒有缺席，甚至還提供了不少的人力、物力支援。台聯立委在立法院門口辦活動，同時帶著那些年輕人去立法院抗議，我也奉黃昆輝主席之命和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保持聯絡，並且安排王院長和學運領袖林飛帆等人會面溝通。說實在的，在ECFA 簽署之後，民進黨比較被動，並沒有很用力反對，而台聯則是不斷地舉辦巡迴宣講及公投連署活動，期間也有《自由時報》以及民視的幫忙。我們一共辦了八百多場活動，最後催生了「太陽花」，對臺灣的影響非常深遠。我們在辦這些活動時，都會跟李前總統報告，他都是全力支持。

李前總統要黃主文成立台聯，其目的本來就是要幫忙民進黨執政，以穩定政局，沒想到後來民進黨和台聯之間卻產生了路線之爭。除了路線問題之外，台聯最主要的還是人才的問題，如果沒有辦法吸收好的人才進來，就會慢慢地流失。再者，民進黨也不希望台聯壯大，當然，黨與黨之間的競爭沒有所謂對錯，反正那個時間點沒有辦法贏，就是要輸，對這種事我很淡然。況且臺灣現在最主要的政黨還是民進黨和國民黨兩個黨，第三黨要出來的空間還是很小，台聯雖然有取代國民黨的雄心壯志，但是想要做到仍是非常困難的。

政黨的核心功能當然是選舉，要提名適當的人選才有勝算，不過台聯不太容易建立一個制度，因為李前總統的意志是左右台聯的主要力量，這也是台聯的宿命，畢竟台聯是因為李前總統而成立的，所以，想要擺脫他的影響力其實有難度。現在李前總統過世了，台聯應該要重組，想辦法讓黨壯大，但是以現況而言，似乎不太容易。

〈早川友久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某日，日本「臺灣人戰亡者慰靈碑」活動的推動者日臺和平基金會理事長西田健次郎寫信給李前總統，希望總統幫忙題字。李前總統立刻答應了，他說自己的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他自己也曾經歷過東京的空襲，因此「安慰第二次大戰中陣亡的臺灣人是我們的責任」。
李前總統決定揮毫寫下「為國作見證」五個字，並要我轉交給日臺和平基金會，不過，總統心裡面應該是想要去參加這個活動。當我向他報告揭碑儀式將於6 月24 日在沖繩舉行時，總統就說：「我想要去琉球，可能可以去吧！」我感受到總統強烈地想去參加揭碑儀式的心情，而且，老闆想要去的話，我們沒有理由阻止。所以，我們就先著手安排，萬一到時候總統身體不適的話，再取消也無妨。

5 月時，李前總統曾經因為食慾不振導致營養不良而住院，身體狀態不是很穩定，那個時候我們覺得應該要取消這個行程。我們去榮總的病房問他，是否要通知日方取消訪問一事？總統問我說：「不能去嗎？等一下好了，不需要馬上通知。」我和王燕軍以及官邸的秘書三人一起討論，因為總統想去沖繩參加揭碑活動，我們作為幕僚，要盡量找到可以成行的方法。所以，我跟日臺和平基金會說盡量減少非必要的活動，也不要安排早餐會和午宴，白天的行程只安排揭碑典禮和一個小小的演講，晚上只安排簡單的晚宴就好，這樣子對總統來說身體負擔較小。我們也問過榮總醫生的意見，並得到醫生的同意，於是就在6 月22 日出發，參加24 日的揭碑儀式。

由於李前總統剛出院，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因此，他抵達沖繩之後，除了原本安排的行程之外，其他時間都在飯店休息。那一次出國，也是李前總統第一次坐輪椅出現在公開場合。之前李前總統出國時，不管多累，還是想要展現「李登輝是健康的狀態」給老百姓看，所以他不想坐輪椅。但是到了2018 年，他的腿已經沒有力氣了，所以他和夫人兩人都坐輪椅。

〈王燕軍先生訪問紀錄〉摘錄

2020 年2 月8 日元宵節當天，李總統晚餐後喝牛奶〔按：指醫師調配的流質營養補充食品〕時不慎嗆到，家中的護理師緊急處理及通報醫療團隊，醫療團隊指示：「馬上送醫院！」李總統的意識很清楚，醫師也表示李總統的身體狀況良好，不過，醫療小組擔心引發吸入性肺炎，還是把總統送到榮總檢查，期間幾次的肺部X 光檢查，感覺有肺部浸潤的現象，因此就在榮總住院觀察。醫師用抗生素治療，雖然把病情控制住了，但是並沒有完全痊癒。3 月下旬某一天，據說李總統跟很多醫師聊天之後，想要去散步，因此護理師就用輪椅推著他在二十二樓走一走。繞完一圈之後，李總統還不願意回病房，護理師只好再繞一圈，第二圈快繞完時，就在離病房五公尺處，李總統的心臟驟停，醫師立刻用電擊急救，把人救回來。那天我在花蓮看牛，坐下午5 點左右的火車回臺北，大概6 點左右，火車剛進羅東站，我就接到緊急電話，於是趕快下車，從羅東火車站包了一輛計程車直接衝到榮總。

到了5 月，總統因為肺積水造成呼吸不順暢，及部分器官功能開始急速變化。因為李總統年事已高，再加上有多重慢性病以及心臟病史，從6 月開始，病情每況愈下，但是用藥越來越重，對他來說等於是毒藥，因此，就在7 月底無法再增加藥量的情況下，經家屬同意停藥。那個時候，李總統幾乎一直閉上眼睛，不過，他聽得到我們講話的聲音，我們去看他的時候就跟他說：「總統，今天好嗎？要加油唷！」我們只能這樣，不能做什麼。7 月30 日那天，李總統便與世長辭了。